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中国古人喜欢借文抒情言志，有志不得展的时候难免纵情声色犬马之中，获得生命的超脱。而这样的超脱，往往是无奈之举，非有意为之。是故，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中国古代士人少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执着，多是徘徊于“人生如梦”“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是梁漱溟老先生研究中国文化所得出的一个结论：“理性的早熟”。理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追求的结果，但很多时候，理性的结果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获得的解脱。

  人的生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向内寻找的，自身的心灵世界；一个是向外寻找的，与自己生命生活相联系的外部世界。我们生命出现的那个时点是某个奇迹。这样的奇迹对个人来说是整个生命的历程：出生意味着某个未知世界的存在，死亡标志着那个未知世界的消亡，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则是自身世界与外部未知世界的碰撞和交融。无论是自身世界还是外部世界对于人的认知智慧来说，都永远存在着未解之谜。而这样的未解之谜往往代表了一个求死的过程，表达了一个追求作为人的美德的过程，充斥着恐怖、绝望、失败、灭亡。

  中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王国维先生曾在其影响广泛深刻的《人间词话》里提出“境界学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故而，对于境界的追求过程，他提出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如此三境正与禅宗所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意境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王氏“三境说”有如对于“艺术美”的极致追求所达到的豁然开朗，禅宗的“山水论”却是对于人生真谛的了悟所阐述的于“真”的无为。

 于追求和无为两种不同的生命表达方式来说，正是人类历史、文学艺术的美感体现。所谓美感恰是“兰有秀兮菊有芳”“环肥燕瘦”的宽容。这个宽容是人的最本质的心理情感，是追求作为人美德的最高理想。而理想往往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期待。当期待和追求不复存在的时候，美感也就消失了，宽容的依托也随之消亡，生命的历程也就到了终点：生命是黑暗的，死亡也是黑暗的。黑暗主宰这世间的一切。这世间到底是混沌的开始，还是又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呢？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先生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字样的遗书，一头扎进了昆明湖，给同人留下惋惜之词和未解之谜。惋惜的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死于五十一岁的盛年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未解之谜却是：王先生如何不明不白的走向了自沉之路？这与其所描述达到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后的心境有什么联系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与王先生同时代的一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身上。古斯塔夫·马勒（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波希米亚出生的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当时被视为杰出的指挥家，现在则被视作连接十九世纪晚期与现代音乐的重要作曲家。与王国维先生身世不同的是，马勒是作为指挥家知名于世，在作曲方面却是历经坎坷，往往不被世人理解。王国维是少年失意，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而苦读，却屡试不中。在结识罗振玉之后，受其资助，留学东洋，埋头文学研究，开始“独学”。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出现，其创作的主题都是以表现生命的自我追寻为主。在其最后的天鹅绝唱《大地之歌》（一个男高音与一个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中，马勒采用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根据东方诗人对于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结合自己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对于生活的感悟在精神上的契合，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生命表白。这样的生命表白是超越个人的经验而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人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死亡，我们为什么而生？我们要怎样的生，又要怎样的死呢？我们生的归宿在哪里？死的去处又在何方？

按照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形式来说，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是美感的需要，展现美感的创造工具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在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的体验中，人的情感收获希望，也收获痛苦。在希望和痛苦之间，没有时空的限制。当希望多过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向往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那是心灵的家园，灵魂的归宿。在那里，一切丑恶痛苦悲伤都不复存在，只有浪漫愉悦开心的享受。这样的享受是对生活中命运的无常、亲人的亡故、生命的短暂、生活的事与愿违、世界的荒谬、理想召唤的焦灼、大自然的安抚慰籍、爱情的甜蜜和幻灭等等人生百般滋味的麻醉。麻醉之后依然是矛盾。但是在矛盾之后的选择却是在创造和欣赏的审美境界中获得人生苦痛解脱后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对于人生命运的承诺：从生到死，人的生命是在恐怖、绝望、失败、灭亡的痛苦中获得永生。永生的是生命创造的美，是生命对于痛苦的宽容。生命对于痛苦的宽容过程正如王国维的境界说，为了寻找到那个一刹那间永恒的惊喜，所有的挣扎忍让都是可以接受的，是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单向性的执着，是自身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选择，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完全奉献。这样的奉献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但却不是宗教信仰的权威被动选择，而是一种主体的自愿行为。这个自愿的目的是为了体验千百次回首的惊喜和永恒。是人类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美的创造。创造美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美的过程，是生命获得审美体验的展示。

然而尘世中美的趣味，在金融、信息时代的今天，已经从崇高走向了平常，走向了个性，走向了普通的生活。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生存状态的多样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都让美的激情和欲望在发笑、惊骇、冷漠中变得玩世不恭。审美的口味在不同的体验中杂交，厌倦的情绪在一轮又一轮的完美形象中崩溃。死亡成为终结的最好形式。这是文化的变异还是理想的幻灭呢？

王国维先生以自沉昆明湖的行为宣告了自己的生命所达到的终点。心灵的归宿是最崇高的美的境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求真向善。这是东方人以非理性的理性方式获得的超脱。是中国和西方在近代与现代的交汇点对于生命的完美展示。从生到死是一个追求崇高、执着的过程，是对于内心世界理想幻灭的悲叹和平静接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作为人的高洁不过是经历一场求死的过程。只是这死的过程是对于生的和解，而不是矛盾。

比照西方同时代以结合东方哲理思想进行艺术创作的马勒来说，他本人的生命经历着无数的死亡，面对死亡的阴影，马勒却是一直在寻求解脱。在《大地之歌》中，中国诗人的酒、琴、豪气、洒脱，是马勒获得对于生命自然感悟共鸣的媒介，更是他借此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源泉。内心世界在经历着死亡的追逐，外部世界是如此的美好。死亡的气息是如此的逼近，在死亡到来之前，自我对于人生的表达也愈发的强烈。这是一种对于生的执着追求，对于生的了无遗憾的告别。大地生生不息，面对死亡，平静的接受，留下永恒的旋律探索未知的世界，这是生的过程，是对于死的反叛。

生命的历程在生和死的选择之间，要么和解，要么反叛，都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自己给自己订立契约并遵照执行的过程，只是这个契约的内容在选择上没有规范，没有标准，只有美的意念穿行。